修律草案引入了大量现代证据法理念：强调物证、书证、证人证言链条，降低口供的重要性；规定“疑罪从无”；建立严格的勘验、取证、保管流程；甚至提出设立“检察官”角色，代表国家提起公诉，与被告及其辩护人（允许亲属或指定人员辩护）进行某种形式的对抗。

这些概念对于古代司法体系而言，完全是天方夜谭。

“荒谬绝伦！‘疑罪从无’？那岂不是要放走大量歹人？‘检察官’？讼师之流岂能登大雅之堂，与官府对质？成何体统！”老臣们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。

“若无确凿证据，宁可错放，不可错判！此乃对人命之基本敬畏！”修律官员据理力争，“让诉讼过程更加明晰，让各方陈述其词，正是为了减少冤狱，彰显公正！”

第三个冲突点，在于某些特定罪行的界定和刑罚。草案大幅减轻了对所谓“忤逆”、“不孝”等伦理罪的惩罚（不再一律处死），提高了对官吏贪污、枉法、欺压百姓等行为的惩处力度，甚至首次尝试赋予女性一定的财产继承和离婚权利（极其有限，但已是石破天惊）。

这彻底激怒了维护传统礼法的卫道士。

“礼崩乐坏！礼崩乐坏啊！”一位老翰林捶胸顿足，“三纲五常乃立国之本！如此改动，父子无别，夫妇无序，长幼不分，国将不国！”

“严惩贪官污吏，臣等赞同！然则妇人岂能与父兄争产？夫为妻纲，岂可轻易离异？此等条款，断不可行！”

朝堂之上，双方引经据典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几乎要撕破脸皮。一方抱着《大明律》和儒家经典死不放手，另一方则竭力想要注入“仁恕”、“公正”、“证据”的新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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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辰始终沉默地听着，手指轻轻敲击着龙椅扶手。他深知这场争论的深刻性，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更改，更是两种社会治理哲学的交锋。

直到争论陷入僵局，双方都看向他，等待最终裁决时，他才缓缓开口。

“朕，听过诸卿之论。”他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一种终结争论的力度，“刑部之言，有其理。乱世重典，朕非不知。”

保守派们刚刚心中一喜，却听江辰话锋陡然一转：“然，朕要问诸位，前朝律法不可谓不严酷，刑讯不可谓不频繁，然则，可曾真正杜绝犯罪？可曾真正吏治清明？可曾真正百姓安乐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