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3年春，非典来了。

她病了。

不是非典，但高烧不退，在家隔离。

他得到消息时正在参加一个防疫工作会。他站起来，对主持会议的领导说“家里有急事”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
他站在她家楼下，从下午等到天黑。

她不会让他上去的。

他知道。

他只是想离她近一点。

那七天，他每天都来。

有时候站两个小时，有时候站四个小时。

第八天，她退烧了。

他站在楼下，看着那扇窗亮了又暗，暗了又亮。

他没有上去。

他永远没有上去。

因为他知道，就算上去了，他也只是一个“来探望病人的朋友”。

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做那个“朋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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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。

他父亲退居二线。他升了正局，调任某部委司长。

权力更大了，位置更高了，能调动的资源更多了。

他以为这样会让自己在她面前更有底气。

他错了。

她的事业同样在扩张。

观澜已经是北京地产界的头部企业，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财经杂志的封面，出现在政商峰会的邀请名单，出现在各种“最具影响力女性企业家”的榜单上。

她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了。

她从来都不需要。

他那些年为她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她前行路上偶尔借过的风。

没有那阵风，她也会走到这里。

他忽然明白：他从来没有成为过她的“必要条件”。

他只是一个，可有可无的选项。

2005年冬天，他约她喝茶。

还是那家茶室，还是陈年普洱。

她来的时候，外面下着雪。她穿一件白色羊绒大衣，头发比从前短了一些，在颈后松松地挽了一个髻。

他给她倒茶。

她端起来，轻轻抿了一口。

“茶凉了。”她说。

他低头看杯中的茶汤。

是的，凉了。

他竟然没有发现。

他把那杯茶倒掉，重新温壶、洗茶、冲泡。

她看着他做这一切，没有说话。

他把新茶递到她手边。

“林观潮。”他说。

她抬起眼睛。

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

“这些年，”他说，“你有没有想过——”

他停下来。

她等着。

他看着她。